2018年，中國人均GDP達到9770美元。按世界銀行2017年的標準，人均GDP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間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可見，中國已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河邊”。盡管國內外學術界對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提法有諸多分歧，但回顧二戰以來的世界經濟發展情況，少有經濟體能夠從中等收入發展成為高收入，多數則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甚至出現發展倒退和社會動蕩。面對這些不爭的事實，我們應充分意識到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嚴峻性。尤其是，在全球大變局時代，加之中國的特殊國情，各種復雜因素交織在一起，可能進一步加大了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其挑戰更加不容低估。
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我們能從其他經濟體成功或失敗中汲取哪些經驗和教訓？如何認知中國可能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戰？本文對上述三個問題的思考與討論，希望引起各界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再關注。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爭論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由世界銀行在2006年首次提出。在報告《東亞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中，世界銀行指出：在過去50年中，許多國家從一貧如洗的收入水平上升到中等收入水平。然而在歐洲以外，只有少數國家從低收入水平躍升到高收入國家。世界上最失落的地區當屬拉丁美洲，而未受這種趨勢影響的地區則是東亞，其中有四個表現優異的經濟體：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
2012年，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發布了報告《中國2030：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再次強調了中等收入陷阱。報告中指出，在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到2008年只有13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分別是歐洲的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中東的以色列，美洲的波多黎各，非洲的赤道幾內亞和毛里求斯。而其余的88個經濟體要么繼續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要么下降為低收入國家或地區。可見，87%的中等收入經濟體難以跨越“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經提出便引起廣泛關注，但學術界卻有很大爭議，焦點是界定“中等收入”的標準。在2006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時，世界銀行采用了1989年創建的“分析性分類”（Analytical Classifications）方法，以劃分一個經濟體是屬于高收入、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依據該分類法，世界銀行在1978年將國家分為三類：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國家和資本過剩的石油出口國。1989年，世界銀行建立了一套完全以人均國民收入為標準的分析性分類方法。以1987年為基準年，人均國民收入高于6000美元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低于或等于480美元的國家為低收入國家，高于480美元和低于或等于6000美元的國家為中等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中又以1940美元為門檻分成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此后，世界銀行根據GDP縮減指數和匯率變動調整參數。2013年，中等收入門檻為1045美元，高收入門檻為12745美元。
圖表1：少數經濟體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資料來源：《中國2030：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但在報告《中國2030：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中，世界銀行卻沒有采用自己創造的“分析性分類”，而以相對于美國的人均國民收入來界定中等收入經濟體（圖表1）。據此，中等收入范圍大致是美國人均國民收入的2%~45%。2008年，美國人均國民收入的2%~45%相當于958 ~21551美元。同一時期，按分析性分類標準，中等收入的范圍是975美元~11905美元。
雖然學術界爭議不斷，但國際社會對中等收入陷阱所揭示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有較為一致的關注：二戰后，的確是少有經濟體能夠保持穩健增長并進入高收入行列。走到高收入“岸邊”但最終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的共同特征是，經濟增長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社會矛盾重重（主要是貧富差距和社會動蕩）。這說明，無論標準高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都是巨大的，任何一個處于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對此都不容小覷。
東亞奇跡與拉美之殤
在世界銀行的研究中，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有兩個代表性案例：東亞地區與拉美地區。前者指日本、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等東亞地區社會，上個世紀60年代后陸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二戰后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的典范，被稱之為“東亞奇跡”。后者指拉美八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之前發展勢頭都相對良好，但此后社會動蕩，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被視為“拉美之殤”。其中，在20世紀70年代已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委內瑞拉（1938年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如今甚至跌落至低收入國家。而阿根廷（1924年）、烏拉圭（1946年）等“老牌”中等收入國家，多年來的發展幾乎停滯不前。
圖表2：拉美、東亞十國與亞洲“四小龍”比較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千年統計》，安格斯?麥迪森。本表中的人均GDP均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
在《東亞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報告中，世界銀行指出，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必須通過創新帶動產業升級，以保持勞動生產率的持續增長。但是，由于自身創新能力有限，難以實現戰略調整，必然出現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導致的生產率增長放緩和經濟停滯現象。一旦陷入狀況，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則容易出現經濟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
世界銀行認為，東亞奇跡的經驗是經濟發展模式從出口加工制造升級為知識創新，走上了現代化發展道路（城市化、服務業與消費）。特別是，在生產技術、流程、組織與管理理念等諸多方面，東亞經濟體取得了很多創新成就，也成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建設者、推動者甚至引領者之一。拉美之殤的問題是，自20世紀60年采取“進口替代”戰略，利用貿易保護和國家補貼來發展民族工業體系。結果是，搞了幾十年“進口替代”，拉美國家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產業并不多，勞動生產率停滯不前，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也漸漸脫鉤，致使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關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會爆發各種社會矛盾，世界銀行指出，多數經濟體在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發展的過程中，在經濟制度和社會安排上往往會系統性地偏向于影響力較大者的利益。如果利益不平等程度高，經濟、政治與社會不平等鴻溝存在代際自我復制現象，社會階層固化，就會產生“不平等陷阱”。在拉美，當人均收入水平達到較高水平時，產生了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公。在20世紀70年代，拉美各國的基尼系數普遍介于0.44~0.66之間，巴西在20世紀90年代末高達0.64。嚴重的收入與財富不均引起了社會動蕩，導致經濟發展停滯或長期徘徊不前。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由于二戰之后的全球經濟秩序主要是美國主導，包括東亞地區在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從某種程度上看都得益于美國的協助和推動，美國是其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承銷商”。
圖表3：不同經濟體的基尼系數（1961-2017）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中國的挑戰
“儒家經濟圈”的成功經驗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因素。在世界銀行2012年報告中認定的13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中有五個來自“儒家經濟圈”，此后中國澳門也在2018年邁入高收入經濟體。同為儒家經濟圈成員，各方成功經驗值得中國學習借鑒。然而，更大的挑戰則來自于作為人口超級大國，中國自身的特殊國情和當前全球大變革的復雜性，可能加劇了我們所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復雜性。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各界特別關注。
首先，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中產階層占多數的“橄欖型”社會群體結構，這也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標條件。中國有近14億人口，如果創造三分之二人口的中產階層，在人類發展史上將是個巨大且艱巨的“工程”。時間上看，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李克強總理曾指出，“十三五”時期，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速度需保持在6.5%以上，主要經濟指標平衡協調，才能實現翻一番目標。從近年來經濟增長和發展平衡協調的情況看，全民中產的挑戰是相當大的。
其次，在人口結構上面臨未富先老的問題。根據人社部數據，截止2017年底，中國60歲以上人口約2.1億，占總人口比重約15.5%。到2020年，60歲以上人口占比將達到19.3%，2050年達到38.6%。當前中國職工養老保險的撫養比為3.04∶1，到2020年將下降到2.94∶1，2050年下降到1.3∶1。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快，老齡人口數量龐大，社會養老撫養壓力大，顯示出明顯的未富先老壓力。這種狀況，或許也是眾多中等收入經濟體未曾遇到過的，會增加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
第三，收入與財富不均問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挑戰之一。當前，中國依然面臨著日趨擴大的二元經濟不均衡發展挑戰，突出表現在貧富差距、城鄉差別、東西部之差等方面。從基尼系數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自2000以來中國基尼系數一直超過了0.4，2008年達到最高點0.491，高于世界公認的貧富差距警戒線，不均衡發展帶來的收入與財富不均問題已較為嚴重。未來，在創造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如何進一步優化社會收入分配制度，實現社會的均衡發展，或許是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挑戰之一。
圖表4：不同經濟體的基尼系數
圖表5：世界各地區收入前10%成人的收入份額（1980年-2016年）
資料來源：世界不平均報告2018
圖表6：世界各國財富前1%成人所占財富份額（1913–2015）
資料來源：世界不平均報告2018
圖表7：中國城鄉可支配收入差距（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圖表8：各省市人均GDP（2018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第四，人工智能（AI）時代的挑戰。在努力平衡解決收入與財富不均問題的同時，我們又迎來新的挑戰。其一，人工智能（AI）的普及應用和機器替代人的趨勢可能深刻影響就業的結構，摧毀中產階層的就業機會。麥肯錫的研究報告《自動化時代的勞動力轉移》論述了2030年全球就業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報告認為，勞動力市場將會發生巨大的變遷，從勞動技能到薪資水平，將會比歷史上的農業向工業、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變遷來的更為洶涌，有60%的職業（至少1/3）面臨著被技術替代的可能性。在絕對程度上，中國需要面臨最大的職業轉換，接近1億勞動力需要改變現有的工作。如果新增就業如果無法有效補足失業人數，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中產階層的就業，從而增大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壓力。其二，人工智能還可能在一次收入分配環節加劇了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矛盾。掌控技術優勢的群體，可能會占有更多比例的收入和財富，并且依靠技術能力的壁壘進一步加劇階層固化和社會流動性問題。未來，技術創新如何普惠于社會經濟發展，形成合理有效的收入財富分配機制，也是每一個經濟社會都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第五，完善的法制體系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中國的“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全面依法治國任務依然繁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未來，加快完善中國的法制體系，從而建立公平公正競爭的商業環境和市場秩序，形成透明有序的新型政商關系，確保社會經濟良性法制，實現合理收入和財富分配機制，這也構成了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重大挑戰。其中，在法制基礎之上構建起公平透明的新型政商關系，對于促進公平競爭、鼓勵創新、減少企業尋租行為，對于實現全民中產而言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基礎經濟制度。新型政商系應關該是什么樣的？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 “就是‘親’和‘清’”，“親”則兩利，“清”則相安。長期看，完善法制環境和建立新型政商關系都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也是對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較為重要的制度建設壓力。
第六，中國經濟未來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其一，從發展模式看，過去40年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發展模式面臨重構的挑戰，包括中國的世界各國都需要適應這種變革兵做出調整。中國自身則要實現從模仿到超越、從價格戰到價值戰、從世界工廠到“中國智造”、從生產到消費等一系列發展模式升級。同時要積極擁抱第四次工業革命，爭取引領科技創新浪潮。其二，社會方面，收入與財富不均、社會流動性下降、社會基本保障體系、教育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三，應對外部挑戰，包括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民粹主義、單邊主義等沖擊，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美、中歐、中日、中國與東盟等）關系的維系與利益重構，“中國威脅論”背景下的價值對接問題，地緣政治及國際和平的挑戰等等。
第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多數受到了美國“手拉手”的幫助。從當前中美關系及未來預期看，美國“幫助”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未來，還要依靠中國自身的努力去實現發展的超越。
綜上所述，從各經濟體的歷史經驗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無可置疑是個重大的社會發展挑戰，從歷史經驗來看成功幾率不高。從中國的國情看，我們也有很多獨特的挑戰性因素。面向未來，我們應高度重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既要從其他經濟體的成功與失敗中汲取經驗和教訓，也要充分考慮世界大變局與中國新時代的新情況， 為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足功課。
